世界文化遗产地及老城区的保护与管理研讨交流会于沪召开
发布时间:2018-10-18
2018年10月17日,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和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及老城区的保护与管理研讨交流会”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逸夫楼2号会议室召开。复旦、同济等高校及上海社会各界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建为历保作为协办单位为研讨会的举办提供了大力支持。
17日上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一行考察了我司正在进行修缮施工的案例现场-“旧上海特别市政府”(上海市体育学院绿瓦大楼),对贯穿修缮过程的文物价值研究、修缮工艺给出了高度评价;下午,公司物联网事业部总监李晓武受邀以“世界遗产保护监测平台研究”为议题作了学术报告。
考察绿瓦大楼修缮施工现场
考察人员合影
17日下午,会议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地及老城区的保护与管理主题进行。文化遗产管理是一个对各种不同的诉求都能予以处理的、既专业又系统化的过程,通常涉及到法律保障、管理体系、保护展示、遗产监测、研究传播等五个方面的建设。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实践正处于发展阶段,各遗产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
为了加强西藏与其他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交流与合作,提升遗产地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高质量保护管理道路,会议就西藏地区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及拉萨和上海老城区的保护与管理进行探讨。
会议现场
拉萨老城区的保护与管理——劲永春
拉萨是一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拉萨城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及罗布林卡)处于城市的中心。布达拉宫东南不到3公里坐落着著名的大昭寺,围绕大昭寺形成的街道被称为八廓街,藏语为“中圈”的意思。八廓街不仅集中了最具特色的藏式建筑,也蕴涵最有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和西藏民俗,于2009年被评为历史文化名街,是老城区的中心。大昭寺已经列入布达拉宫建筑群的扩展项目,2014年开始,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以老城区作为本体进行的申遗工作正在进行中。
拉萨城的第一条街道就是八廓街,城区是在八廓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城区的范围以八廓街历史街区为核心,包括林廓东路以西、朵森格路以东、江苏路以北、林廓北路以南的区域,总面积约1.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8万人。老城区是全市历史文化遗产最为集中的区域。现有世界文化遗产点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1处。涉及4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项。老城区的保护不仅保护构成历史风貌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也保护其他元素,如街道、院墙、古树等,还要保存活态传承的民族风俗和传统技艺,如藏历新年的习俗、燃灯节及唐卡制作技术等。
位于老城区核心区域的八廓街中心的大昭寺
老城区集中反映了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八廓街最古老的建筑建于吐蕃时期(唐代),这一时期形成了大昭寺等建筑的初步建筑格局、八廓街的雏形以及拉萨城的基本轮廓和面貌。随着大昭寺藏传佛教圣地地位的奠定,西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形成,八廓街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围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称为“圣路”,周边则修建了大量家族式院落建筑。如今,八廓街已经发展成为有120余家经营藏式手工艺品,集宗教街、观光街、民俗街、商业街和文化街为一体的街道。
八廓街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冲赛康(驻藏大臣衙门旧址)
八廓街充分考虑人文景观与自然的协调性。建筑平面不追求严格的轴线对称,而是依据传统布局和需要自由构图;建筑多为庭院式平面布局,以二三层的外扩式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石结构。墙体外侧有明显的收分,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屋面采用西藏传统的阿嘎土构筑。
老城区设计思路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照“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拉萨市对八廓街20余处传统建筑进行了特殊的维修改造: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严格按照原有的形式,采用传统的工艺、材料进行维修;其他民居则保持外观风貌不变,内部进行改造,以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局部更新街道路面,控制街面商贩数量,保持街道民族特色和交通顺畅。2012年,拉萨市政府批准设立了专门保护老城区的八廓古城管委会,并投资17亿元进行老城区保护工程。2013年10月,拉萨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拉萨老城区保护条例》、《拉萨老城区市政市容维护管理实施意见》。八廓街的保护利用一直坚持政府主导、多方筹资。一是规划保护,合理分区,实行“东延西扩,跨河发展”的发展战略。第二是合理规划人流,减轻保护压力。计划减少居住用房,增加展示文化、休闲旅游的空间。第三是控制商业规模,防止过度开发,将部分商户搬迁至八廓商城。第四是增设服务设施,提升服务水平。
电线线路改造前后的东孜苏一巷
八廓商城
上海的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邵甬
上海100年的发展是租界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各种外界因素和力量介入的过程,因此,在上海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风格。在所有建筑风格里什么最能代表上海?在大多数上海人眼中,或许不是外滩,而是普通上海人居住的里弄(就连2010年世博会上海馆入口也选择了石库门里弄的形式)。里弄建筑是西方联排式、独立式住宅的建筑思想和江南地区的厅堂式建筑结合的一个产物。这反映了地方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另一方面,上海长期作为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也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产和现代建筑遗产,当时全世界时兴的建筑在上海都可以见到。这些物质留存都很好地反映了每一个历史时期,上海在内外动力作用下形成的城市特点。
上海典型的城市遗产
上海中心城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场拆旧屋、建新宅的行动,建筑与城市遗产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当时建筑保护的声音非常弱小,相关机制和政策也不完善。之后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方面的措施:
1.上海市在1986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的《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了中心城区11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以及郊区的4个历史文化名镇。
2.1991年的《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了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娱乐建筑、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等的保护管理要求。
3.颁布《关于本市历史建筑与街区保护改造试点的实施意见》以及2002年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4.2003年划定上海市中心城区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 ,2005年划定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和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
5.2004年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通知》建立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和最完善的保护管理体系。
6.编制严格的《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通过这一系列的条例和规划内容,上海市中心区及外围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风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以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这是上海中心城区优秀历史建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风貌区。它包括风格各异、富有特色、多种类型的花园住宅、新式里弄、公寓和公共建筑。这里的街道尺度宜人,历史人文汇萃,绿化覆盖率高,环境优美,集中反映了法租界近代居住和公共活动形态特征。《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提到,保护要素包括建筑、空间、肌理、环境以及其他要素,而新建筑则要控制高度、密度、建筑退界等。徐汇区的道路风貌改造中考虑了多种因素,思南公馆、田子坊再生与改造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地标。相关的漫画读本则是风貌保护宣传的有效方式。
思南路花园住宅
风貌保护宣传——漫画读本
上海市区内各类型建筑的保护工作,是一个保护对象不断明确、规划编制逐步深入、保护管理更加规范、保护与活化并重(平衡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断探索和拓展的过程。
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与管理工作报告——李林辉
布达拉宫始建于唐代,最初为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修建。清朝以后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既是居所,也是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日常办公的地方。如今唐代建筑仅保留两处(法王洞和圣观音殿),其余大部分建筑都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政教合一”以后重新修建的,白宫、红宫的范围也有所扩大。此后历代达赖又相继扩建,形成布达拉宫如今的规模。布达拉宫核心保护地带以围墙为界,整个占地面积是四十万平方米。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建筑的分布
布达拉宫配有一支60人左右的维修队伍,负责建筑本身的日常修复和维护。2008年,中央财政投入了约3800万资金用于宫殿的金顶修缮和鎏金工作,现在已基本完工;在日常维护工作方面,以德阳夏广场为例,布达拉宫采用“U“字型与“回”字形队伍进行游客疏导。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布达拉宫传统的地面由“阿嘎土”,阿嘎土,是西藏藏式古建筑屋顶和地面普遍采用的传统材料,将碎石、泥土和水混合后铺于地面或屋顶,再以人工反复夯打,一平方米地面需要7天才能完成。夯制出来的阿嘎土地面美观光洁,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是,阿嘎土的抗水性能差,极易受到雨水侵蚀导致剥落,这也是藏式古建筑致命的弱点。
阿嘎土地面
布达拉宫馆藏文物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反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文物,如康熙皇帝的藏汉满蒙文的“长生禄位”。
2.体现文化交融的来自印度、尼泊尔和西藏本地的一批馆藏精美造像。如镇馆之宝十二座观音等身像。
3.价值极高的、用3721公斤黄金制作成的五世达赖喇嘛灵塔。
4.丰富的典籍文献四万多部。其中,布达拉宫的贝叶经收藏是全球藏量最大的,共有460部三万多页。
5.精美的唐卡两万六千多幅,以及反映吐蕃时期和历代喇嘛的壁画。
五世达赖喇嘛灵塔
馆藏文物精品——唐卡
布达拉宫经历过两次重大的维修工程。第一次维修工程(1989-1994)是建国后影响最大,范围最广、工程难度最复杂的文物抢修性保护工程,也是建国以来我国文保事业投入资金最多,国家领导层面最关切的修复工程,包括整体结构的修缮、木构件损坏及生物侵蚀、墙体壁画修复等多项内容;第二次维修工程始于2002年6月26日,于2009年8月23日竣工,历时7年之久。期间中央先后投入资金2亿多元,项目共8大项64个子项目。
新时期布达拉宫的科技保护,包括2007年的布达拉宫木构件安全性结构监测第一期,2013年的防腐防虫工作,2015年至2017年开展的布达拉宫雷电灾害防御基础研究及雷电预警平台建设,2016年的布达拉宫建筑三维精准测绘及建模,布达拉宫全景导览(VR),2016年起的消防、安防提升项目以及2016年的大小环境监测。
布达拉宫三维精准测绘及建模
新时期,布达拉宫的相关工作围绕“科学化保护,精细化管理”展开——包括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的人流量监测系统,用于严格控制参观人数。游客参观仍严格实行限流和预约制。经测量,20分钟内进入270人较合适,目前,布达拉宫将一天的参观游客人数限制在5000人。接下来还将对雷电检测预警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新时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西藏视角—以雪顿节办节新模式为例——拉巴次仁
罗布林卡是西藏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世界文化遗产。藏语中罗布林卡是“宝贝园林”的意思。它是西藏的颐和园,也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不仅用于消夏避暑,也是行政工作的重要场所。
罗布林卡
罗布林卡位于布达拉宫西侧,从修建到现在有260多年的历史,是驻藏大臣为七世达赖喇嘛所修,现在是老百姓和信徒们休闲的好去处。
罗布林卡建在拉萨河边,过去是各种植被生长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历史悠久的文化建筑,而且有各种植被和动物,是一个人文和自然景观集合的文化遗产。
罗布林卡的雪顿节是管理中的重点工作。雪顿,是藏语“酸奶盛宴”的音译,“雪”是酸奶的意思、“顿”是“盛宴”的意思。春末夏初,万物复苏,为避免僧侣外出踩杀虫蚁,宗喀巴大师立下“禁期”,此间僧侣不得外出,留寺安居静修。开禁之日,寺院晒佛祈福,众僧方可出寺下山。世俗百姓都准备酸奶,表演藏戏,举行盛大的郊游野宴,雪顿节自此而来,所以又叫“藏戏节”。
过去罗布林卡里面管理不严格,很多商户、小贩在雪顿节期间,肆意销售啤酒、烧烤、快餐、饮料、零食、玩具等商品,导致罗布林卡垃圾遍地,严重影响了罗布林卡的环境和其作为旅游目的地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庄严形象。
遍布摊贩的罗布林卡
2016年开始,罗布林卡全面推行“禁止商业活动、禁止车辆通行、禁止搭建帐篷”的改革举措和一系列保障措施,比如: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先后组织八次《雪顿节总体方案》和《雪顿节期间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修改完善,在人流量较大的重点区域加装安全栅栏,增加工作人员,设立了安全警示牌,严防发生突发事件;并聘请了专业环卫公司承担雪顿节期间的环卫保洁和垃圾清运,解决脏乱差的问题。
罗布林卡雪顿节办节新模式效果极佳:整顿后,罗布林卡的治安环境变好了,生态也变好了,古建筑安全了,商业味道淡了,居民们可以随意坐在地上享受节日时光。
推行改革措施后的罗布林卡 环境优美 游人如织
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总结了一句话: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罗布林卡管理处的胆识和决心是可嘉的,是一次成功的改革。欢迎大家来罗布林卡来参观游览。
世界遗产保护监测平台研究——李晓武
文化遗产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监测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的遗产保护相关部门制定了很多管理办法和准则,为我现在的世界遗产监测建立了基本目标。现在一些最基本的检测类型和方法主要有反应性监测、定期监测、远程实时监测和日常性巡查等。
目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侧重在管理制度上的监测,对遗产本体核心病害的监测应用不够;以人工数据采集为主,智能化实时采集技术应用不够;没有对相关风险全面纳入和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等。
因此,我们对新一代平台的构想,一是利用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先进的手段可以改进监测预警平台。第二是督促我们以后建立起科学的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可视化的数据展示预警体系和科学的辅助决策体系。第三,新一代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功能架构应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文化遗产资源体系,包括文化遗产基础信息数据库、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和专家智库。二是遗产安全管理体系。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文化遗产安全监测评估系统、文物巡检管理系统和文物安全中心的建设四个部分。
大理崇圣寺三塔监测
公司现在做的“文物云”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3S、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主流技术;结合考古学、古代建筑学、文物保护学、建筑结构学、材料学、图像识别学、环境学等学科,实现文物的互联互通,解决文物安全、管理、展示、利用等方面的需求。它包括监测预警平台、文物档案平台、工作管理平台、信息分享平台。
以下是文物云应用的一些案例,包括大理崇圣寺三塔、湖南省岳阳楼和慈氏塔的监测等。
湖南省岳阳楼和慈氏塔的监测
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趋势与课题——杜晓帆
“谢谢大家能够来听我们的研讨会,我认为中国可能是最关注世界遗产的国家,但是我们对世界遗产不要走入一个误区——就是不要把“世界遗产”看作是咱们国家最高等级的文化遗产。在我们中国,最高等级的其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中国当年在不是很了解世界遗产的情况下选择加入世界遗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评选是比较被动的。这不是说我们要脱离这种关系,只是不要过度地将世界遗产的地位夸大。我建议大家多多思考世界遗产与中国文化遗产的关系,我们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的管理体系之间有些什么联系?我们应该对世界遗产的规则,对中国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思考。
当然,这些思考都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研究的,所以也非常感谢西藏的同仁跟我们交流的机会,西藏的文化遗产保护比起故宫、长城要困难得多。我们希望与西藏的文物界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也希望我们同学如果对西藏的文化遗产感兴趣,能够加入相关的实践活动之中。
也要感谢邵甬老师对上海老城区改造的经验分享。上海与西藏面临的问题不同,但是有些方法论上有可以互相借鉴。另外刘总对于监测平台内容的知识分享,希望我们同学也能有所思考:监测什么?为谁而监测?监测的数据有什么用?等等。”
与会人员合影